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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興軍律師論醉駕系列之五:醉駕無罪辯護十二條路徑
                來源: www.dethigioi.com   日期:2021-08-31   閱讀:

                作者:袁興軍律師

                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是能不能到達羅馬,還要看自己的造化。本文僅僅為大家提供一個辯護思路,不代表走了這條道路就能成功。如果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筆者就非常欣慰了。

                律師決定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應特別慎重。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往往要冒比較大的風險,無罪辯護案件往往比較復雜,事實和證據往往盤根錯節。無罪辯護的成功率極低,所以慎重決定確有必要。如果冒然決定為被告作無罪辯護,反而會適得其反,不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會損害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一、缺乏在駕駛機動車之前飲酒的客觀證據

                案號:(2017)黑0203刑初208號

                案情簡介:2017年6月24日21時許,被告人孫亞強駕駛黑B×號奧迪牌小型轎車,在齊齊哈爾市建華區鴻福家園小區11號樓西側超市門前與蘆紅駕駛的黑B×號黑色豐田牌小型轎車相撞,相撞之后孫亞強駕駛車輛由西向東駛離事故現場,將車停在距離事故現場30米處的11號樓4單元門前處,之后離開車輛回到11號樓4單元401室的家中。21時04分,齊齊哈爾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隊建華交警大隊接到蘆紅的報警,偵查人員于21時20分到達事故現場,蘆紅的丈夫趙某告訴交警,肇事者上樓了。21時22分,辦案交警撥打110報警電話請建設路派出所協助出警。21時35分,建設路派出所民警到達后與交警一起上樓到11號樓4單元401室敲門,21時39分進入孫亞強家中,孫亞強拒不配合調查,21時47分派出所民警發現孫亞強為警訓支隊民警,21時48分交警向領導匯報,23時23分孫亞強所在單位領導趕到孫亞強家中,次日0時34分市局督察趕到孫亞強家中勸導無效后,于1時26分,在孫亞強家中對其強制抽血進行酒精檢測,1時41分將孫亞強從家中帶至建華交警大隊接受調查,03時25分對孫亞強進行呼氣式酒精測試,將孫亞強約束至酒醒后,于09時46分對其詢問,孫亞強稱其開車到家后飲的酒。經齊齊哈爾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意見為孫亞強靜脈血中檢出乙醇,含量為208.1mg/100ml。事故發生后,孫亞強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人民幣2000元。

                法院判決:公訴機關指控孫亞強構成危險駕駛罪,但在指控中對于孫亞強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時,是否為飲酒駕駛,未進行確認,僅指控公安機關進入孫亞強家中發現其有飲酒行為,屬于指控事實不清。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孫亞強犯危險駕駛罪的主要證據有王某的證言、辨認筆錄與證人劉某、李某、蘆紅、趙某的證言,小餡餅飯店的監控錄像等。但綜觀全案,本案缺乏能夠鎖定孫亞強系醉酒駕駛機動車暨在駕駛機動車之前飲酒的客觀證據,孫亞強飲酒的地點不能確定,飲酒的時間不能確定,與其飲酒的人不能確定,證人王某的證言、辨認筆錄、小餡餅飯店錄像的真實性存疑。對于孫亞強供述其系回到家中飲酒,偵查機關未勘查現場、固定證據,排除其系回到家中飲酒的可能,導致孫亞強是否系事故發生后回到家中飲酒存疑。雖然孫亞強靜脈血中檢出乙醇含量為208.1mg/100ml,但無法確定其飲酒時間是在開車前還是回家后,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沒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亦未達到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的定罪要求,不能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結論。公訴機關指控孫亞強犯危險駕駛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孫亞強有罪。對辯護人提出的無罪辯護意見,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的規定,判決被告人孫亞強無罪。

                二、查不清是否實施駕駛行為

                案例:(2018)皖07刑終50號

                案情簡介:2016年9月16日下午五時左右,被告人陳清駕駛小型轎車與其妻子張某2一起去喝喪酒。后喪酒結束,被告人陳清與其妻子回其母親家。當晚被告人陳清駕車離開民福家園,而后將車停在9路公交車站處,在駕駛室內睡覺。當晚23時許,銅陵市公安局郊區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110報警后趕往現場,民警懷疑其有酒駕行為,遂向指揮中心匯報現場情況。后銅陵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大橋大隊民警于9月17日凌晨0時許趕至現場,并將被告人陳清帶至大橋大隊進行酒精呼氣測試,酒精含量檢測結果為146mg/100ml。隨后民警將其帶至銅陵市立醫院進行靜脈血樣提取,后經安徽公立司法鑒定所鑒定,被告人陳清血液中酒精含量為125.27mg/100ml,已超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標準。

                法院判決:經查,書證查獲經過、現場照片、司法鑒定檢驗報告書等僅證明上訴人陳清醉酒后在其皖G×號轎車駕駛室內睡覺,證人張某2的證言僅證明喝喪酒之前陳清將車停在民福家園其母親朱某1家門口,證人朱某1的證言僅證明陳清離開時聽到車子發動的聲音,證人查某、方某、汪某1等人證言僅證明陳清離開酒席時比較清醒,證人朱某2、洪某1證言僅證明陳清在案發后找二人“頂包”。綜上,在案證據僅能證明上訴人陳清醉酒后在機動車上睡覺,而不能足以證明其醉酒后駕駛皖G×號轎車自民福家園至案發現場。雖然上訴人陳清醉酒后在其皖G×號轎車上睡覺被查后對車輛如何從民福家園行駛至案發現場所作辯解前后不一致,但不能排除系他人駕駛可能性。原判認定陳清醉酒駕駛機動車輛的事實,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按照證據裁判和疑罪從無原則,應當宣告其無罪。上訴人陳清及其辯護人提出應當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宣告其無罪的意見,予以采納。檢察員關于駁回上訴的意見,不予采納。

                三、涉案車輛滅失無法重新鑒定

                案例:(2018)鄂08刑終141號

                案情簡介:二審審理查明,2016年5月12日22時許,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周志超酒后駕駛無號牌兩輪電動車,沿荊門市東寶區象山二路由東向西行駛至竹園路交匯路段時,與由北向南橫過道路的行人何某相撞,造成何某、周志超受傷及車輛受損的交通事故,經荊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交通事故大隊認定周志超承擔此起事故的主要責任。經荊門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在周志超的血液中檢出“乙醇”成分,含量為145mg/100ml。

                法院判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明確規定,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前提應為“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如行為人駕駛的不是機動車,則其即使具有危險駕駛的情形,仍不能以危險駕駛罪對其定罪處罰。結合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周志超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上訴及辯護理由,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周志超駕駛的電動車是否屬于機動車。本院分析評判認為,第一,原判采信的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鑒定所出具的鑒定意見書不具有合法性、科學性,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不能據此認定上訴人周志超駕駛的涉案車輛是超標電動自行車(機動車);第二,從現有證據和情況來看,涉案電動車已滅失且無照片證實電動車外觀,鑒定機構也無法依據現有材料對涉案電動車進行重新鑒定;第三,現有證據不能證明上訴人周志超駕駛的車輛為超標電動車,不能得出周志超駕駛的車輛是機動車這一結論,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周志超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上訴人周志超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納。判決無罪。

                四、電動三輪車不屬于機動車

                案例:(2018)吉0881刑初71號

                案情簡介:經審理查明,2018年10月30日15時30分許,被告人張萬軍駕駛電動三輪車與前方同向行駛的由馮淑英駕駛的電動三輪車尾隨相撞,致張萬軍、馮淑英受傷。經洮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張萬軍負此事故主要責任,馮某負此事故次要責任,楊某不負此事故責任。經檢測,張萬軍血液中乙醇含量為226.5mg/100ml。案發后,張萬軍賠償馮淑英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

                黑龍江省博大司法鑒定中心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張萬軍駕駛三輪車符合正三輪摩托車的參數要求,符合機動車范疇。

                法院判決:被告人張萬軍在道路上醉酒駕駛電動三輪車發生交通事故,但電動三輪車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機動車,故張萬軍的行為不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其行為不構成危險駕駛罪。

                二審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五、醉駕四輪電動車主觀上無犯罪故意

                案例:(2020)寧0425刑初68號

                案情簡介:2020年7月11日6時許,被告人王某1飲酒后持C3駕駛證駕駛無號“雷丁”牌四輪電動車,從彭陽縣城陽鄉長城村返回彭陽縣家中,途徑S202線由北向南行駛至338km+128m路段時,與沿該路段相向超車行駛的王某2駕駛×××號“解放”牌重型半掛牽引車(號牌號碼LV869)相撞,造成王某1受傷,兩車不同程度受損的道路交通事故。2020年7月27日,經彭陽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認定,被告人王某1承擔本起事故的次要責任。2020年9月21日,經甘肅科誠司法鑒定所鑒定,被告人王某1駕駛的無號“雷丁”牌四輪電動車是純電動車,屬于機動車;其血液中乙醇含量為192mg/100ml。

                法院判決:危險駕駛罪是行政犯,對機動車等概念性法律術語的理解應當與其所對應的行政法規保持一致,不能隨意擴大解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機動車是指“以動力裝置驅動或者牽引,上道路行駛的供人員乘用或者用于運送物品以及進行工程專項作業的輪式車輛”。判斷行為人是否認識到其駕駛的車輛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機動車,需要根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認識水平和理解能力進行綜合評價。國家既未對電動車的法律屬性作出明確規定,又未對其按照機動車進行管理,故不能要求普通公眾認識到電動車屬于機動車。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1駕駛的無號“雷丁”牌電動車雖經鑒定為機動車,但不能證明被告人王某1認識到電動車屬于機動車,在相關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電動車屬于機動車的情況下,鑒定機構認定電動車屬于機動車,超出了其權限范圍。庭審中被告人王某1辯稱從其購買無號“雷丁”牌電動車后,使用的3年期間內,未有交通管理相關部門或者個人告知其要懸掛號牌、購買保險、持有機動車駕駛證等各項機動車上道路行駛的規定。案發當日其喝酒駕駛電動車也認為駕駛的是非機動車,主觀上無危險駕駛罪的故意。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被告人王某1不構成危險駕駛罪。被告人王某1無罪。

                六、使用含醇類的藥品對皮膚進行消毒

                案例:(2019)寧01刑終188號

                案情簡介:2017年6月6日21時許,被告人陳某醉酒后駕駛×號小型轎車沿銀川市興慶區銀橫公路長慶燕鴿湖基地內由北向南行駛至××區段時,與該路段西側道路上的防護欄發生碰撞,造成該車輛及防護欄受傷的道路交通事故。經銀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興慶區二大隊責任認定:陳某承擔此事故的全部責任。經鑒定,陳某血液中酒精含量為172mg/100ml。案發后,被告人陳某向銀川市興慶區燕鴿湖小區物業服務處信訪保衛部賠償經濟損失2000元。

                原判另查明,2017年6月6日22時03分許,銀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二大隊民警接到報案后,立即趕赴現場對被告人陳某查獲,現場依法對被告人陳某進行呼氣式酒精檢測,被告人陳某拒絕配合。2017年6月6日23時40分,辦案民警將被告人陳某帶至寧夏武警醫院進行抽血,醫護人員對被告人陳某血液提取過程中使用的消毒液為安爾碘。

                    法院判決:原審被告人陳某酒后駕駛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并發生交通事故,事實存在。原公訴機關以本案血醇檢驗報告認定陳某血液酒精含量172mg/lOOml,作為認定原審被告人陳某構成危險駕駛罪的依據。經查,本案在提取原審被告人陳某血樣時醫務人員使用了含醇類的安爾碘消毒液對皮膚進行消毒,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值與檢驗〉(GB19522-2010)》中5.3.1“抽取血樣應由專業人員按要求進行,不應采用醇類藥品對皮膚進行消毒”之規定,故該血樣在提取過程中違反國家強制性規定,提取程序違法,以該血樣作出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依據。本案因原審被告人陳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不能認定,故原公訴機關指控陳某的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證據不足??乖V機關的抗訴理由及銀川市人民檢察院的支持抗訴意見,本院不予采納。駁回抗訴,維持一審無罪判決。

                七、無法確認檢驗樣品與案發當時提取樣品的同一性

                案例:(2017)川1381刑初150號

                案情簡介:2016年2月9日14時50分,被告人何正升駕駛“東風日產”牌黑色小型轎車行至大佛寺入口處十字路口時,與由姚某駕駛的“別克”牌棕色小型轎車發生追尾。經鑒定,何正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為133.8mg/100ml,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

                法院判決: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能證實被告人何正升酒后駕駛機動車,發生事故后拒不配合執勤民警檢查的事實。但是,公訴機關未能出示在抽血現場及時封裝血樣并編寫區別于其他血樣的相關證據,故不能證實向物證鑒定所送檢的“何正升”的血樣就是當天所抽取的被告人的血樣。

                檢材的同一性是鑒定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如果檢材的同一性出了問題,則無論檢測鑒定的儀器設備多么先進,檢測鑒定人員的水平多么高超,檢測鑒定的過程多么規范,檢測鑒定的方法多么科學,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堆紮z驗記錄表》中送檢的試管編號為應當與《抽取當事人血樣登記表》《司法鑒定委托書》《鑒定委托材料收領單》中試管編號一致,并附有照片?!惰b定委托材料收領單》送檢人、材料收領人應當與《司法鑒定委托書》和交警不能出具的《血樣提取、保存及送檢經過》相一致。

                八、未按規定密封血樣

                案例:(2019)皖1002刑初17號

                案情簡介:2018年4月11日20時20分,被告人賈德勝飲酒后,駕駛牌號為皖J×的小型轎車從黃口橋南段行駛至中易路濱江路口至前園路段時,因涉嫌實施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被執勤民警當場查獲。經呼氣式酒精含量測試,賈德勝呼氣中乙醇含量為107mg/100mL。后民警帶賈德勝至黃山市首康醫院采血,并由安徽全誠司法鑒定中心于2018年4月16日受理鑒定,4月18日作出鑒定意見。

                關于本案爭議焦點被告人賈德勝是否構成危險駕駛罪問題,法院根據事實和法律評判如下:

                第一、關于本案被告人賈德勝血樣提取問題。根據當事人血樣(尿樣)提取登記表,一是消毒液名稱未填寫,在抽血過程中使用哪種消毒液不清楚。二是抽血人員僅填寫了姓名,其他內容非其填寫。因此,提取賈德勝血樣的過程不符合程序規定。

                第二、關于本案賈德勝血樣含量問題。當事人血樣(尿樣)提取登記表、鑒定委托書中記載賈德勝血樣含量為3mL,而2018年9月5日安徽全誠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函中稱收到賈德勝血樣2mL,裝在抗凝管中,且密封無滲漏。因此,安徽全誠司法鑒定中心收到的血樣與提取的當事人血樣明顯有差異,不能排除血樣是否密封完好及是否受到污染的合理懷疑。

                第三、關于賈德勝血樣超期送檢問題。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第五條規定,交通民警對當事人血樣提取過程應當全程監控,保證收集證據合法、有效。提取的血樣要當場登記封裝,并立即送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檢驗鑒定機構或者經公安機關認可的其他具備資格的檢驗鑒定機構進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因特殊原因不能立即送檢的,應當按照規范低溫保存,經上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人批準,可以在3日內送檢。本案中,賈德勝被抽血時間為2018年4月11日21點左右,鑒定機構受理血樣時間為4月16日,送檢超期,不符合前述規定。雖然有“呈請延長血樣送檢時間審核意見表”,但也超過三天送檢期限,且不符合經上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人批準的要求。另外,也未有證據證明超期送檢的血樣達到檢材的要求。

                第四、關于是否使用真空抗凝管采血及低溫保存問題。安徽全誠司法鑒定中心皖全誠司鑒函字〔2018〕63號函稱收到賈德勝血樣樣本裝在一支抗凝管中,但未見該試管上貼有生產標簽等,無證據證明該采血管屬于抗凝管和質量符合要求。公安機關和安徽全誠司法鑒定中心均稱已經低溫保存血液樣本,但無充分證據證明符合保存要求。

                通過以上分析,公安機關在提取賈德勝血液樣本、保存、送檢及鑒定過程存在事實不清、程序違法問題,故安徽全誠司法鑒定中心皖全誠司法鑒定中心[2018]毒鑒字第685號司法鑒定意見書不能作為定案根據,應予以排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條的規定,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是認定被告人是否醉酒的依據,但本案鑒定意見因程序違法而被排除,在案證據雖能認定賈德勝喝酒后駕駛機動車的事實,但不能認定賈德勝的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

                法院判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賈德勝犯危險駕駛罪的事實不清,證據未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指控被告人賈德勝犯危險駕駛罪不能成立,對公訴機關的指控不予支持。案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被告人賈德勝無罪。

                檢察院抗訴后又撤回抗訴。

                九、血樣收集的程序不合法、送檢不及時

                案例:(2015)新刑初字第75號

                案情簡介:2013年8月25日16時左右,被告人梁某某酒后駕駛小轎車與王某出租車相撞,致雙方車輛受損,梁某某負全部責任,經檢測梁某某靜脈血中酒精含量為218.6802mg/100mL。

                《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是公安機關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案件的依據,公安機關應當嚴格執行。本案血樣提取時間為2014年8月26日2時許,送檢時間為同年9月5日,違反了上述指導意見,并且,公訴機關沒有提交對梁某某血樣提取過程的監控,不能證實證據收集的合法、有效性。

                《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第五條詳細規定了血樣送檢之要求:

                首先,應當全程監控,確保整個過程合法而不存在瑕疵;

                其次,要當場登記,當場封存從而能夠保證送檢材料不存在受到污染之可能;

                第三,檢測機構應當具備鑒定資質的機構;

                第四,也是最為重要的,是上述所有案件翻盤的關鍵所在,即應當立即送檢,特殊情況下應當低溫保存并于3日內送檢。

                四、血樣送檢嚴重超時

                法院判決: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能夠證實被告人梁建峰酒后駕駛機動車,并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事實,不能證實梁建峰血液酒精含量是多少,不能證實梁建峰系醉酒駕駛。故公訴機關指控梁建峰犯危險駕駛罪的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依法不能成立。被告人梁建峰無罪。

                十、送檢不及時、未低溫保存血樣

                案號:(2018)川1703刑初31號

                案情簡介:2016年2月7日晚20時40分許,被告人鄧二精飲酒后駕駛川S×號現代牌小轎車在達州市達川區翠屏街道南壩路紡織廠的上坡路段與??吭诘缆酚覀鹊挠神T某駕駛的川S×號白色小轎車發生擦掛,雙方為此發生爭吵并相互抓打。達州市公安局達川區分局金華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趕到事故現場,將雙方帶回派出所就打架事件接受調查。期間,因被告人鄧二精涉嫌酒駕,達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直屬二大隊民警接警后趕至金華派出所,將被告人鄧二精帶至交警二大隊。當日21時16分,經酒精呼吸檢測,被告人鄧二精呼吸酒精含量為120mg/100ml。當日22時05分,醫務人員抽取被告人鄧二精血液樣品一份。2016年2月18日達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直屬二大隊將被告人鄧二精血液樣品委托成都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物證鑒定所檢驗,2016年2月23日該鑒定所血液乙醇濃度檢驗報告結果:所送鄧二精血液樣品乙醇濃度為184.1mg/100mL。

                法院判決:被告人鄧二精酒后駕駛機動車與他人發生擦掛之事實存在。公安機關雖然按照程序對被告人鄧二精進行了血樣提取并送檢,但未嚴格按照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第二條第(5)項所規定的期限將提取的血液送檢,公訴機關亦未出示血液樣品是否在低溫下保存的證據,送檢不符合上述指導意見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四條對鑒定意見應當著重審查以下內容:(三)檢材的來源、取得、保管、送檢是否符合法律、有關規定,與相關提取筆錄、扣押物品清單等記載的內容是否相符,檢材是否充足、可靠。公訴機關未能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其送檢的合法性,故本案血液乙醇濃度檢驗報告,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雖然被告人鄧二精涉嫌酒后駕駛機動車,但對其酒后駕車是否構成危險駕駛罪,無法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不能證實被告人鄧二精構成危險駕駛罪。判決被告人鄧二精無罪。

                二審發回四川省達州市達川區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但是截止2021年9月1日無法查詢到重審判決書。

                十一、不能排除檢材混淆可能性

                案號:(2017)閩09刑再4號

                案情簡介:2013年6月25日凌晨2時20分許,陳應龍(身份證號)酒后駕駛閩J×號二輪摩托車途經霞浦縣時刮撞行人黃某1,造成黃受傷的交通事故。隨后陳應龍將黃某1送往霞浦縣醫院治療。當日公安機關在霞浦縣醫院找到陳應龍并在霞浦縣醫院急診科對陳應龍提取靜脈血樣封存,于同月27日送檢。公安機關鑒定委托書上記載“被鑒定人姓名陳應龍,身份證號”。福建晟蘭司法鑒定所于同月28日出具的鑒定報告記載“被鑒定人姓名陳應龍;身份證號;檢驗方法GA/T842-2009《血液酒精含量的檢驗方法》;檢材處理精取1ml待測全血兩份,分別置于頂空瓶內,分別加入0.5ul(2mg/ml)叔丁醇內標液,用橡膠墊鋁帽密封,搖勻置于自動頂空進樣器中加熱、分析;檢材名稱李林;鑒定意見陳應龍血樣檢材中乙醇濃度為190.75mg/100ml”。

                同年7月1日,陳應龍接到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后自行前往公安機關接受訊問并制作筆錄,公安機關同時告知陳應龍相關鑒定意見的數據。次日,公安機關認定陳應龍負本起事故的全部責任。案發后陳應龍賠償黃某1經濟損失人民幣6000元取得黃某1的諒解并在初次庭審時自愿認罪。

                法院判決:上訴人陳應龍酒后駕駛二輪摩托車撞傷黃某1的事實存在,但證明上訴人陳應龍醉酒駕駛的主要證據《司法鑒定檢驗報告書》存在檢驗方法不符合相關專業規范、送檢檢材不能排除混淆他人血樣可能性的問題,該份證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原判認定事實不清,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上訴人陳應龍構成危險駕駛罪,檢察機關的出庭意見不予采納。判決陳應龍無罪。

                十二、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

                案例一:(2016)新22刑終113號

                案情簡介:2016年4月20日11時許,被告人岳某某按照交警的要求,將違章停放在人行道的×××號車輛移至到馬路對面的執勤檢查點后。交警在與被告人岳某某交談時,發現被告人岳某某身上有酒味,遂帶其抽取血樣,經鑒定,被告人岳某某每一百毫升血液中含乙醇84毫克,屬醉酒駕駛機動車。

                    法院判決:上訴人岳某某酒后休息了一個晚上,次日早晨11時許,在交警的指揮下挪動車輛,雖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剛超過醉駕案件的標準,但上訴人岳某某通過一夜的休息,并未意識到自己還處于醉酒狀態,交警讓其移車時,也沒有發現上訴人處于醉酒狀態,不具有危險駕駛的主觀故意。且是在交警的指揮下短距離低速移動車輛,其駕駛車輛的危險性大大降低,符合情節顯著輕微的情形,可不認為是犯罪。

                筆者認為,可以從客觀規則理論角度開展辯護。交警命令駕駛員開車,駕駛員的后續行為已經處于交警責任領域,阻卻駕駛員的責任,依法不承擔刑事責任,而非情節顯著輕微。

                案例二:(2018)川0703刑初333號

                案情簡介:2017年6月5日23時許,被告人黎春強飲酒后到綿陽市涪城區派出所院內(內有居民樓房)欲挪動其事先由他人停放在此處的川B×號小型轎車,在倒車時與院內住戶停放的三輛小型轎車發生碰撞,造成四車受損的事故。后經公安交警部門認定,被告人黎春強承擔此次事故全部責任。經四川民生法醫學司法鑒定所鑒定,被告人黎春強血液中乙醇濃度為241.2mg/100ml。

                法院判決:危險駕駛罪是指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本罪主要侵害的是社會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吨腥A人民共和國道路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內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因此,“道路”應不包括居民小區內、學校校園內、機關單位內等不允許機動車隨意通行的公共通道。本案被告人黎春強醉酒后在單位院內挪動機動車的行為,不屬于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法律規定不構成犯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黎春強犯危險駕駛罪依法不能成立,被告人黎春強無罪。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川刑再18號再審裁定書查明,2017年6月5日23時許,原審被告人黎春強飲酒后到城北派出所院內挪動其事先由他人停放在此處的小型轎車時與院內住戶停放的三輛小型轎車發生碰撞,造成四車受損的事故并承擔此次事故全部責任。經鑒定,黎春強血液中乙醇濃度為241.2mg/100ml。

                對抗、辯雙方所提意見,本院綜合評判如下:

                (一)關于本案事實、證據的分析。

                1.關于案發地點城北派出所院內是否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規定的“道路”的問題。

                本院認為,首先,派出所作為公安系統的基層組織,擔負著戶口管理、法制宣傳、特種行業管理、預防制止犯罪等社會管理職責和對外管理職能?;谄渖鐣芾砺毮?,派出所直接面對社會公眾辦理業務、處置案件,客觀上存在辦事群眾車輛及社會車輛停放的需求。其次,從本案證據來看,雖然相關證人關于城北派出所是否允許外來車輛停放的證言相互矛盾,但證明派出所不允許外來車輛停放的證人安娜系黎春強的朋友,客觀上與黎春強存在利害關系;住在城北派出所家屬區的住戶文玉及付長春的證言均證實派出所院內允許社會車輛進入,其中證人付長春所作兩次證言雖然不一致,但其在第二次證言中對其兩次證言不一致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說明;黎春強獨自進入停車場挪車時并未受到任何阻攔和管制,亦可證明該停車場具有公共通行功能。同時,與原審被告人無利害關系的案涉場地管理者城北派出所及該所干警出具的情況說明更具有客觀性,足以證實由于占用了公共道路停車位,城北派出所允許辦事群眾車輛和社會車輛在派出所院內臨時停放。故案發地點城北派出所院內具有“通行”功能,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道路。

                2.關于本案抽血過程是否符合規定,黎春強血液內乙醇濃度的鑒定意見能否采信的問題。

                本院認為,首先,根據給黎春強抽血的護士及其他急診科護士的證言,證實案發時間段,綿陽市人民醫院對交警帶來的酒駕人員抽血均使用安爾碘消毒棉簽進行消毒,該院使用的安爾碘消毒棉簽不含乙醇;其次,綿陽市人民醫院采購科主任證言及相關采購清單、消毒物品發放匯總表等書證證實在案發時間段,綿陽市人民醫院只采購了一種安爾碘消毒棉簽,急診科也只領用了一種安爾碘消毒棉簽,即利康公司委托貝加爾公司生產的安爾碘消毒棉簽;再次,根據《醫療器械注冊登記表》載明的產品性能結構及組成內容,可知安爾碘消毒液分為Ⅰ型、Ⅱ型、Ⅲ型三種類別,其中Ⅰ型、Ⅱ型含有乙醇成分,Ⅲ型安爾碘消毒液不含乙醇成分,而該院采購的貝加爾公司生產的安爾碘消毒棉簽所采用的消毒液為衛生部頒發的具有衛生許可批件的安爾碘Ⅲ型皮膚消毒液。上述書證、證人證言相互印證,已經形成證據鎖鏈,足以認定對黎春強進行血樣提取時使用的消毒棉簽所含消毒液為安爾碘Ⅲ型皮膚消毒液,不含有乙醇成分,故辯護人關于血樣被污染,鑒定意見不能采信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3.關于本案取證程序是否合法的問題。

                (1)關于行政機關所取證據能否作為刑事案件證據使用的問題。本院認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頻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故交警部門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到的部分證據在本案中使用,并不違反相關規定,不存在取證不合法的問題;同時,取證的警察朱某與本案及本案當事人均無利害關系,其雖見證了醫院對黎春強的抽血過程,但并非本案的鑒定人、證人,不屬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應當回避的情形,故辯護人關于朱某在再審中所取證據不合法的辯護意見缺乏法律依據,不能成立。

                (2)關于黎春強血樣提取時間的問題。經查,綿陽市公安局交警直屬一大隊出具的情況說明證實,城北派出所在案發后進行了搬遷,案發時城北派出所與對黎春強進行血樣提取的綿陽市人民醫院相距不足150米,車程不到兩分鐘,偵查人員在23時55分完成現場勘查后完全能夠在當日對黎春強進行血樣提取,故辯護人關于黎春強血樣提取是在案發當日完成證據不充分的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4.關于本案部分證據的采信問題。

                關于證人賈蓉、李麗的證言是否應當采信的問題。本院認為,雖然賈蓉、李麗不是案發當天給黎春強抽血的護士,但二人作為急診科的護士知曉急診科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規范,能夠證明案發時間段綿陽市人民醫院急診科對酒駕人員抽血時使用的消毒物品情況,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故二人的證言應當作為證據使用;關于消毒使用的是安爾碘消毒液還是消毒棉簽的問題,根據查明的事實,本案使用的消毒物品為安爾碘消毒棉簽,而棉簽上所含消毒液即為安爾碘消毒液,與《血液提取登記表》中反映的“消毒液名稱”為安爾碘并不矛盾,故辯護人關于相關證人對使用的消毒物品為消毒棉簽的證言不能采信的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二)關于原審被告人黎春強是否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問題。

                本院認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根據本案審理查明的事實,原審被告人黎春強醉酒后在城北派出所院內挪動機動車的行為屬于危險駕駛的行為。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故對黎春強醉酒后駕駛機動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的認定應當結合本案客觀事實進行評判。首先,從主觀故意上看,黎春強選擇在深夜、進出人員稀少的時間段在相對封閉的小區停車場挪動車輛,其對危險駕駛行為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并不持積極追求的主觀心態,其行為對社會公共安全造成危險的可能性亦顯著降低;其次,從行為目的及客觀行為上看,黎春強系為了避免阻擋其他車輛進出而主動前往停車地點,僅在小區內短距離挪動機動車,并未駛離停車場,其行為的動機及社會危害性與酒后長距離駕駛機動車明顯有所區別;再次,從行為結果上看,黎春強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僅造成車輛輕微擦掛的財產損害后果,并未造成人員傷亡,損害結果顯著輕微;最后,黎春強積極賠付,取得被撞車主的諒解,且真誠悔過。綜上,本院認為,原審被告人黎春強雖然實施了酒后挪車的行為,但鑒于其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依法可不認為是犯罪。一審判決、二審裁定雖然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但裁判結果正確。檢察機關關于黎春強構成危險駕駛罪的抗訴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駁回抗訴,維持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川07刑終284號刑事裁定和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人民法院(2018)川0703刑初333號刑事判決。

                無罪判決意味著刑辯律師以一己之力摧毀公訴方苦心經營的證據鏈條,是律師價值最璀璨的光芒,是律師的夢想,也是公民自由和生命的捍衛者、“保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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